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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乾隆年间，大将军福康安打败廓尔喀，收复西藏收地，凯旋回京，受封一等公。要知道，曾国藩平定太平军，不过受封一等侯。事后，福康安到户部销账，户部胥吏公然向福康安索贿。

    胥吏的理由是：福康安账册太多，需要额外雇佣人手。福康安无奈，只得赏赐胥吏两万两白银。

    道光末年、咸丰初年，曾国藩作京官，十年七迁，先后在礼部、工部、兵部、刑部、吏部担任侍郎。侍郎是仅次于尚书的二品大员，属于六部衙门的副官。

    曾国藩在朝廷声名鹊起，前途无量，俸禄却很低，日子过得相当窘迫，经常借债。直到他外放作考官，照例收受学生、地方官馈赠，才还齐了债务。

    到了同治年间，时任江苏巡抚丁日昌竟然发现：江苏的胥吏之职可以买卖，在任者可公开出售自己的职位。普通一县的普通胥吏之职，竟然叫价白银一万两！

    差役也不遑多让。胥吏多充斥衙门，把持公器。差役则经常下乡，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。他们利用缉捕、收粮等时机，对百姓大肆搜刮。

    商人、农民、手工业者被差役盘剥得濒临破产，大部分钱财却落入了各级胥吏、差役、官员的手里，廷财政收支情况依然窘迫得很。

    朝廷之所以与洋人一拍即合，情愿把海关交给洋人打理，奥妙正在于此。

    吏治腐败，是满清灭亡的重要原因。

    这一惨痛教训，吴捷一清二楚。九江之战一结束，他便开始着手整顿吏治。

    九江之战爆发时，复兴会军政府内还保留有大量的旧式官员、胥吏、差役。战役前期，复兴会故意示弱于敌，湘军占据上风。不少胥吏、差役蠢蠢欲动，暗自与湘军联络。

    尤其是差役中的巡捕，最为可恨。九江之战中，不少巡捕充当湘军带路党。他们熟悉九江情况，给当地造成不小的祸害。

    战后，军政府内部立马开始调查巡捕背景，试图清除军政府内部的害群之马。

    忙完招商引资，吴捷便腾出手来，大力整顿吏治。他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工作：

    一、建强复兴会支部。

    打铁还需自身硬。满清之所以吏治腐败，之所以被胥吏、差役把持权力，主要还在于官员队伍不行。

    官员有能力驾驭手下的胥吏、差役，当地的吏治就会好一些。官员没能力，吏治就相当腐败。

    晚清曾国藩曾对此深恶痛绝，力图选拔操守清正的官员充任知县、知府等要职。但他很快便发现，满清官场就像一个大染缸，再好的操守都会被搞脏搞臭。

    最后，连曾国藩都不得不屈服，主动迁就官场惯例。胡林翼曾因此写信指责曾国藩，说他变得圆滑了，身上的刚正之气没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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